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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其害未除 小城镇其利未兴

明报社评

每年春节,中国内地都有一个怪现象,大城市旅游景点以外的居民区,几乎十室九空,北京、上海、深圳都唱空城计,二三线城市以至农村则比平时热闹兴旺,酒楼电影院都要排队。超大城市是政府城镇化政策的产物,同时也制造出各种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科技发达,大城市人口无休止膨胀的情况将会逆转,但政府资源配置显然未跟上趋势,配套的改革措施亟待出台。

2170万人口的北京、12020年初一之后,市民也纷往周边城镇、各大景点,甚至出国旅游。朝相反方向走的是,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居民,将故宫、雍和宫和长城挤得水泄不通。这种现象每年都在加剧,从春运数字看,今年将达到近40亿人次,可想而知。

40年间,深圳人口从数万发展到千万计,北京人口从871万膨胀到2170万,超大城市的出现,伴随而生的不但是交通拥堵,还有因车辆增加制造出的废气而令雾霾严重、外来人口福利待遇未能与户籍人口看齐而产生的社会摩擦、北京低端人口第二代以至第三代,仍然无法入读公立学校、楼价急升导致在京打拼的大学毕业生难以负担昂贵租金,而要住在五环、六环的郊外,每日上下班交通时间动辄4、5个小时等等问题。

超级城巿人口千万计

污染住屋问题接踵来

城镇化是国家政策,目标是要令75%的人口在城市居住,目前尚未到六成,政策还在推进中。城镇化政策的目标原本是要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迁移到附近的小城镇,社会学家费孝通几十年前提出的建议是:在小城镇大办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个建议可以让农民维持半农半工,在熟悉的社区逐步过渡成城巿居民,但事与愿违,乡镇企业缺乏资金、不掌握管理能力而未能壮大,而更大的因素,是政府的政策失当。

由于过去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是唯GDP论,各省市都在抢夺GDP而出现无序竞争,任何有利于扩张经济的产业都囊括其中,大城市要大小通吃,既有高科技产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既要金融业,也要服装批发市场;大城市人口暴增无可避免。

在各种城市病和社会问题陆续浮现后,年轻人无法应付沉重的负担和不想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选择逃离北上广;中央政府也在改弦更张,从大城市疏散一些不必要的产业;企业也在迁离大城市。

不过,年轻人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中,逃离大城市毕竟不现实,有人辞官归故里,每年还有更多人夤夜赶科场,就业市场在哪里,就会形成巨大吸力。政府机关、国企、央企是最大的雇主,政府主导市场,目前北京市政府要迁到连接天津方向的通州,中央政府更将一些非首都功能的事业单位迁到河北雄安,这种做法,可以疏解北京市的压力,还可以将北京、天津和河北连成一片,联动发展,各有分工,形成真正的京津冀区域城市群。这种以行政命令推动的政策,执行力和效果,都在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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